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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教育家與社會活動家房秩五的優良家風(一)

發布日期:2020-06-28 瀏覽次數:94


2012年10月2日,由浮山中學1982屆200余名同學捐資鑄造的房秩五先生銅像在樅陽浮山中學隆重揭幕。當時的安徽網訊和現在的百度詞條均稱:房秩五為我國著名的教育家與社會活動家。關于房秩五的研究,學術界已取得一定的成果。本文以《桐城房氏宗譜》和房秩五在《安徽俗話報》上發表的相關文章以及《浮渡山房詩存》等為第一手材料,研究從房秩五的祖父到房秩五的兒子房師亮形成的優良家風,尚屬首次,對于深化細化安徽地方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學術意義。同時,房秩五家形成的敬畏文化、酷愛讀書、孝親愛族、重義盡責、樂善好施、文化啟蒙、潛心辦學、育才強國的優良家風,有借鑒和傳承的價值。


房秩五(1877—1966)名宗岳,字秩五,號魯岑,晚號陟園老人,桐城縣浮山(今屬樅陽)人,清末秀才。1903年與陳獨秀等創辦“青年勵志學社”、“藏書樓演說會”、《安徽俗話報》。次年留學日本。回國后主持蕪湖速成師范學校,兼任桐城中學學監、省教育總會干事。1908年春,赴東北,先后任奉天防疫總局長春開埠局文案、《盛京日報》編輯。1911年任《東三省日報》主筆。1912年任北京《司法公報》主編。1913年任湖北宜昌厘金局局長。1916年任秦皇島柳江煤礦經理。1918年任北京齋堂煤礦坐辦、華意銀行協理。1921年任蕪湖道尹。離職后,奔走于社會各界,參與反對軍閥賄選安徽省議員活動。1925年創辦浮山小學,1927年再辦浮山中學,任董事長。曾多次掩護中共組織和游擊隊領導人。1949年后,任安徽省人民政府委員、安徽省第二、三屆人大代表、安徽省政協第一、二、三屆委員、常委、副主席,全國政協委員。1966年12月4日,病逝于安慶。著有《浮渡山房詩存》等。



敬畏文化


尊重知識、敬畏文化,是房秩五的優良家風之一。房秩五的祖父房朗如(1828-1900),諱肇伯,字學乾,號朗如,晚清秀才。據房秩五寫的《先祖朗如公傳》,他祖父經常說:“人心之大懼者,惟無所懼,斯無所不為矣。”(《桐城房氏宗譜》,卷18。) 也就是說:一個人最害怕的,是沒有敬畏之心,喪失了敬畏之心,就必然放縱欲望、肆無忌憚、無法無天、喪心病狂,什么事都敢做。敬畏之心,古已有之。孔子曾說:“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君子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 這就把有無敬畏之心,當作是“君子”還是“小人”的分水嶺。明代方孝孺認為:“凡善怕者,必身有所正,言有所規,行有所止,偶有逾矩,亦不出大格。”值得一提的是,房朗如深受桐城派文化的影響,尤其是對知識的尊重和對文化的敬畏,甚至到了不能褻瀆任何有文字的紙張的程度。房秩五繼續寫道:房朗如先生籌集資金,建造“惜字爐”,派人外出收募有文字的紙張,然后在“惜字爐”中燒化。誠然,在今天看來,將有文字的紙張焚燒,無疑是一種浪費,但這種敬畏文化的精神,一直為桐城的普通老百姓所傳承。中國著名社會學家吳鵬森教授在《鄉村敘事》一書中說:“重視讀書成為桐城人的一個文化傳統”。“這種文化傳統對普通老百姓的人文素養也產生了重要影響。尤其難能可貴的是,這里的老百姓對待讀書人有一種天然的尊敬和愛護,對文字甚至有一種非常神圣的敬畏。記得在很小的時候,父親就對我有一個非常苛刻的要求,不能褻瀆任何有文字的紙,尤其不能將有文字的紙張作為手紙來使用。凡是有文字的紙,在不需要時只能焚燒,不能遺棄。因此,在焚燒這些無用的紙張時,頗有點‘黛玉葬花’的味道。”(吳鵬森:《鄉村敘事》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8年,第47頁。)


酷愛讀書


熱愛文化,酷愛讀書也是房秩五的優良家風。房秩五和他的祖父都是“秀才”出身,伯父是“孝廉”出身,房秩五的兒子房師亮留學德,獲醫學博士學位,他的一家都是酷愛讀書的書香門第之家。房秩五的父親房喬甫,雖然未獲得科舉出身,但他亦耕亦讀,自學成才。他幼年失學,外出打短工(做臨時工)有10多年。后來,跟隨他外祖父陳公讀書識字,其間飽覽稗官野史,學習十分刻苦認真。有一位老農,笑著對房秩五說:“你父親過去和我們上山砍柴,每天雞叫就起床,頭頂冷清的明月,腳踏慘烈的冰霜,我輩唱砍柴的山歌,你父親則背誦詩文,一邊背誦一邊走路,以相互應答。我輩疲倦了就躺在石頭上休息一會兒,你父親則端坐,手執一篇文章,細心研讀。你豈能知道呀,你父親治學是那樣的勤奮和刻苦,并已形成了良好的習慣。”經過數年的積累,房喬甫學問漸長,讀書的體會與時俱進。夜晚,取當時科舉制特科考試的詩、賦、論、經、史、制、策等文章,專心致志的摹擬。有一天,寫了一篇文章,交給他的外祖父陳公批閱。陳公看過以后,十分驚訝地說:“果真是你寫的呀!寫得很好!” 喬甫聽后十分高興,將自己所寫的文章,全部呈給自己的父親朗如公。朗如公閱后,又親自面試,確信這些文章是他兒子的作品,于是做出決定:停止農耕,讓他讀書。


當時,喬甫已24歲,苦學6年后,當上了鄉村塾師,以塾師為業,授徒自給。秩五兄弟自幼隨讀。到了晚年,房喬甫更熱愛我國優秀的傳統文化,面對“全盤西化派”“遂使古先圣王詩書禮樂之文,孝悌忠信之道,益不能明于天下”的狀況。他認為:學習西方文化固然重要,但不能只學皮毛,要學到實質。同時,我桐城縣先輩賢人如左光斗、方苞等人,其學問和品德,也應受到人們的敬重,也值得取法和示范,值得傳承和發揚。(《桐城房氏宗譜》,卷18。)房秩五一生“雅好讀書,一編不去手,日有記,未嘗間斷。留意鄉邦文獻,著有《讀桐城耆舊傳隨筆》、《蹇廬雜記》、《我的自傳》等,為桐城地區文獻資料的整理和文化事業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據房章漢說:秩老經常寫讀書筆記,其《日記》具有史料價值。可惜有8本日記,毀于抗日戰爭時期的戰火。秩老“生平喜為詩,感事抒懷,哀然成帙,嘗自訂其稿,曰《浮渡山房詩存》者四卷,”收錄古近體詩約三百首, 馬厚文在《浮渡山房詩存·跋》中評價道:“其詞旨芳潔,興象華妙,騷情雅思,蘊藉深厚,有風人之遺意”。光明甫更是認為房秩五與方磐君、李光炯堪稱清代以來的桐詩“三足,為桐詩稱后勁。”(吳闿生,房秩五著:《北江先生詩集;浮渡山房詩存》,合肥:黃山書社 ,2009年,第391、284頁。) 《浮渡山房詩存》,曾印有線裝本。2009年,黃山書社將吳闿生著《北江先生詩集》和房秩五著《浮渡山房詩存》合卷出版,榮列《安徽近百年詩詞名家叢書》第一輯。




孝親愛族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孝親就是孝敬父母、孝敬長輩,這是房秩五又一優良家風。房秩五的父親房喬甫,對父母十分孝敬。1849年5月30日,房喬甫生母不幸逝世,當時喬甫才2歲,繼母疏夫人,管教子女十分嚴格,對喬甫視如已出,喬甫未能孝敬生母深為遺憾,對繼母十分尊敬,抱誠守真,終日問安,對其衣食住行,關心備至,數十年如一日,故鄉人都稱贊他難能可貴。1915年,房秩五在宜昌供職,喬甫到宜昌看望兒子,未及十日,就歸心似箭,房秩五想挽留父親多住幾日,喬甫說:“不可,你祖母在家,我留在此地,心不安啦!” 房秩五的母親殷氏(1849-1901)十分孝敬長輩。例如,殷氏的母親歲數大了,行動不便,在家生活貧困,殷氏就把她接到自己的家中“禮養數月”,“其或未及迎養之時”,也不斷派人送去味道鮮美的食物。然而,房秩五家并非富有,“其所以克將其孝意者,皆由節食縮衣,含辛茹苦而來,此尤恒情之所,難能而可貴”。(《桐城房氏宗譜》,卷18。)房秩五本人就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大孝子。1900年冬,房秩五為“侍母病”,從敬敷書院輟學。1901年,為侍母就近設館于湯溝鎮汪樸齋家,5月因發大水而散館,歸侍母病;8月23日母逝,居家守孝。愛族,就是熱愛房氏宗族。例如,房秩五父子對第七次纂修《桐城房氏宗譜》是有貢獻的。《桐城房氏宗譜》“自河西唐宗尹先生刪定家規、條陳、世系,厥成于萬歷戊戌年間”(明神宗萬歷二十六年,即1598年,此后至民國五年(1916年)八月,在這318年間,《桐城房氏宗譜》纂修七次,傳承至今,為桐城房氏家族留下了最寶貴的文化遺產。房秩五的父親房喬甫及其家族諸位君子,不僅組織完成了宗譜的第七次纂修,還派遣其子房秩五出面,約請許世英,為宗譜作序。


許世英(1873——1964),安徽秋浦(今東至)縣官港鎮許村人。字俊人,又字靜仁。幼從私塾,1891中秀才,1897年以拔貢生參加廷試,得一等,授七品京官分發刑部任事,從此躋身官場。獲得一等嘉禾勛章、擔任過民國政府司法總長、內務總長、福建巡按使、奉天(今遼寧)民政長,為之作序時,任交通總長。許世英秉持“順正理行事,重多數利益”理念,恪守“清、慎、勤”三字經,歷經晚清、民國、臺灣時期,一生迭宕起伏,宦海浮游60余年,成為中國近代史上一位著名政治人物。許世英和房秩五是摯友。有文章說:許世英、房秩五,都是安慶敬敷書院的高材生,同學的情緣,同鄉的地緣,共同的人品,共同的理想,使兩人結下了深厚的友誼。許世英作《桐城房氏七修宗譜序》,既是研究《桐城房氏宗譜》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許世英本人的不可多得的文獻,他說:“民國五年秋八月,桐城房喬甫先生暨其族諸君子纂修家乘,遣哲嗣秩五乞序于余,余雖然未面先生,而秩五君則余摯友,且深達于治世之大體者,是烏可以不文辭。房氏受姓之始,其譜舊序論之詳矣,其遠袓顯達著名史冊者,考之《唐書》宰相世系表一一可按,而遷桐始祖,則為生于元末之仁仲公。自勝朝初葉至同治三年,其族譜之修,計凡六次,今先生之所有事者,則為第七次矣。夫譜牒之學,古人特剏(創)其體,經紀帝王世系,若所謂世本、世家、世表,均為譜牒。嚆矢后人,或沿其意以為家譜。蓋吾國中原著族,受姓之始,其十八九皆起于三代諸侯受封、天子之賜。魯眾仲之封隱公謚族之間,其言詳矣。自戰國以迄于秦,封建之制廢,而古帝王諸侯后裔,散在民間,乃至或沿舊氏,或成新族,派衍益蕃,渙漫滋戄,家譜者即所以救其失而彌其憾、本古先王尊祖敬宗遺意,以一本而衍為萬殊,而匯于一本,蘇明允氏,所謂使之油然,生孝悌之心,而不至降為途人者,此物此志也。先生年屆古稀,精神矍鑠,怵世變之日,棘戄族眾之無稽,早夜孜孜,力成斯舉,謂非仁人孝子之用心與抑,吾聞之桐城山水之佳,以浮渡為最勝,而房氏實萃族環居于此山川,靈淑氣有獨鐘,景物清幽,人多美感,則其族之篤生英賢,耀茲來葉者,其又可量也耶,余故樂為序之,以觀其后。”



重義盡責


重義盡責,是房秩五的又一優良家風。房秩五的祖父房朗如先生,伸張正義。“鄉鄰有爭訟不就”,朗如公“評決則已就,必委婉開導,使各得其平以去,以是鄉里(朋)黨間熏公德而善良者,不知凡幾,遠近婦孺,咸稱道不置,云公內行敦篤”。房秩五的父親喬甫先生,繼承了伸張正義的優良家風,“族黨有爭訟,得先生一言,無敢間(閑)然。”房秩五的伯父,諱兆麟,字征甫,晚清舉人,雅稱“孝廉”。房“孝廉”曾赴“禮部”參加科舉考試,落第后留滯北京,以做私塾先生教授學生為業。1887年,“某河督以河工勞績”保薦房征甫“以知縣遇缺盡先選用”,房征甫不但以“未親其事”斷然拒絕,而且還“不謁某河督致謝。”房秩五曾盛贊伯父這一正義之舉,晚清愛國將領聶士成將軍 “聞公植品之高”,遂聘為家庭教師,專門教授他的幾個兒子。1900年,八國聯軍陷大沽,直逼天津,聶士成率軍抵抗于八里臺,壯烈殉國,謚號“忠節”。此后,房征甫繼續做他的家庭教師,直到“垂老返鄉”,曾經接受過房征甫幫助而前來看望他的人絡繹不絕。(《桐城房氏宗譜》,卷18。)房秩五是一位重情重義且極富正義感的文化人。他曾辦過實業,又為官數年,但不論做什么,他都始終沒有忘記國家的危難和人民的艱難。這里試舉一例,以顯示房秩五匡時救世的豪邁氣概和偉岸人格。1911年春,房秩五出任《東三省日報》主筆,《東三省日報》與革命黨人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他暗自定下辦報宗旨:“對外應付日本,對內聯絡革命黨人。”當時東三省總督趙爾巽與日人相勾結,加緊了對革命運動的鎮壓。房秩五也屢屢抨擊時政,對日本帝國主義不斷滲入的野心和清政府的腐敗無能予以揭露剖析,遭到當局的忌恨,伺機尋釁迫害。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房秩五沖破東三省總督趙爾巽和反動軍閥的封鎖,聯絡天津各報一致行動,于12日頭版頭條發布消息,詳細報道了起義經過,大量發表支持辛亥革命的文章。趙爾巽驚慌失措,乃調外城統領張作霖進城任保安司令,并對他和報館嚴加控制。反動當局于同年11月20日夜晚指使暴徒二三十人闖進報館,搗毀機器,并進入宿舍,將房秩五拖到院中,兩人控住其右臂,有人橫舉鐵棒邊砸邊罵:“汝亂寫文章,今將汝手打斷,看汝能寫否?”(汪學勤:《拜讀浮山》,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9年,第62頁。)


暴徒們打折了他的左臂,并成終身殘廢。重情重義,表現在房秩五對別人給自己的好處或者恩惠,終生牢記,沒齒不忘。在《浮渡山房詩存》第二卷有一組以感舊為題的七言律詩,作者在序言中說:“近日追思往事,就已逝前輩、同輩中有德于我者,或受學,或受知,或受惠,一以身受先后為序,各系一絕,以誌感眷,共十二首。”分別“感眷”疏蘭泉、陳劍潭、馬通伯、龍贊卿、楊鶴崖、方倫叔、汪樸齋、吳汝綸、潘晉華、方玉山、呂燮甫、先德蓉川共12人。另外,第一卷《蹇廬吟》有《哀秋瑾女士》、第三卷《雙瞻閣集下》有輓陳獨秀的詩作。略舉例說明如下:1902年,吳汝綸在安慶創辦桐城縣學堂,邀房秩五為“五鄉學長”之東鄉學長,“城鄉馬子潛,南鄉吳受益,北鄉光明甫(明甫已入南京高等學堂,改吳夢雛),西鄉宋臚初,東鄉則余(房秩五),“五鄉學長”是兼學習西學和輔導中學于一身的職位,可謂是“亦學亦教”。吳汝綸對房秩五說:“汝輩年長,不及習西文,可學日文,借求新知識。”爾后,房秩五籍吳氏及桐城學堂之力留學日本,學問、知識突飛猛進,一年后復回安徽,從此進入了一個全新的社會層面。吳汝綸乃桐城派末代宗師,“曾門四弟子”中的最杰出者,且大力提倡和推廣“新學”,高名早為天下人所知。多年以后,房秩五仍清晰記得當時隨師受教的前后經過及其對先師的懷念。他說:“是時先生借撫署南院屋為校舍,移住其中,籌辦一切,預計明年(1904年,筆者注)正月開學。十二月初余解館侍先生,二十余日朝夕講論,受教良多。二十三日辭歸,先生曰:‘余數十年不在家度歲,越數日吾亦將歸矣。’詎除夕抵家,元旦得病,十二日即歸道山。先生葬南鄉義津橋附近,余養病浮山時曾屢竭先生墓。”房秩五寫詩懷念恩師:“早有高文空一世,晚將新學迪諸生。百年終遂還山愿,謁墓人來淚幾傾。”(以上引文均見 房秩五:《浮渡山房詩存》,第335頁。)房秩五懷念“先師”吳汝綸對他的幫助,他遵循恩師的遺志,在吳汝綸未竟的教育道路上闊步前行,繼續完成吳汝綸畢生追求的教育理想。


吳汝綸(1840-1903)


1904年,房秩五東渡日本學習速成師范時,結識了秋瑾(1875~1907)女士,在東京,他們時相過從,暢談時事,“鑒湖女俠”參與各種政治活動,曾先后加入和組織三合會、演說練習會、共愛會,主辦《白話》雜志,其反帝、反清的主張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07年7月,秋瑾因與徐錫麟共謀皖、浙地區光復軍起義之舉,事泄被捕,7月15日從容就義,年僅33歲。時任安徽教育總會干事的房秩五聞訊,萬分悲憤,寫了七律《哀秋瑾女士》:“昔承風采三洲外,今痛霜寒六月初。嫈姊豈甘埋聶政,女媭寧忍詈三閭?蛾眉謠諑千秋恨,碧血淋漓七字書。江上潮音嗚咽語,萬千哀怨訴靈胥。”詩中回憶了1904年在日本東京與秋瑾相識的歷史,今日烈士被害,實乃六月飛霜之冤。并以戰國時四大刺客之一的聶政之姊聶嫈、愛國詩人屈原之姊女媭作比,高度肯定了秋瑾俠肝義膽和對革命的忠誠。繼寫敵人對秋瑾的謠言毀損留下的是千秋遺恨,女士臨刑時書“秋雨秋風愁煞人”七字,乃飽含血淚之言。最后以江上潮音嗚咽、怒濤滾滾象征冤情難訴、哀怨無邊作結,滿腔悲憤溢于言表。(房秩五:《浮渡山房詩存》,第281頁。)


秋瑾(1875年11月8日-1907年7月15日)女士


房秩五早在1904年就與陳獨秀相識相知,兩人當時志趣相投,成為密友,共同組織和參與了安慶藏書樓的反清革命活動,后攜手共同創辦《安徽俗話報》,陳獨秀任主編,房秩五任教育版編輯。在文化啟蒙諸問題上,兩人多有交流,且觀點頗多一致。在該報的教育專欄上,兩人的文章占了絕大部分的內容比重,形成育人才、強國家的思想理念。作為中國新文化運動旗幟,中國共產黨早期最高領導人,陳獨秀一生波瀾壯闊,但無論是巔峰還是谷底,房秩五與他終生相近。1942年5月,陳獨秀在四川江津病逝,房秩五聞訊作詩《輓陳仲甫》二首悼念亡友:詩曰:“盛唐山下昔婆娑,斫地悲哀發浩歌。”接著,詩中回憶了當時他們在安慶藏書樓開會演說“舌戰雄能逃豎子”,及一起創辦《安徽俗話報》時“筆誅嚴更懾群魔”的氣魄和影響,懷念他去日本留學前曾到蕪湖科學社圖書館小樓與陳獨秀聚談3日,陳獨秀冒雨親送他到船時“留人別館三秋雨,送我晴江萬里波”的難忘之情,抒發了“往事蒼茫誰與語,側身西望淚滂沱”的誠摯哀悼之情。(房秩五:《浮渡山房詩存》,第279頁。)又曰:“縱浪人間四十年,我知我罪兩茫然。是非已付千秋論,毀譽寧憑眾口傳(世人多謂君非孝,其實,君事母極孝。母目瞽,每食,君必親奉菜至母碗中。母逝江津時,君著麻衣,匍訇痛哭,至為其徒某非議)。野史亭中虛左席(囊見有人著《中國經濟史》,內夾裝白紙三頁。審之,皆當敘君事恐觸時忌,不敢書耳),故書堆里絕緯編(君晚年著《石安字說》數種)。古人菲薄今人笑,敢信斯文未喪天。”在房秩五眼里,陳獨秀是個至孝之人,無可非議,即便后來時忌甚多,房秩五仍舊不改初衷,與陳獨秀后人交從過密。1950年以《感事》示陳之三子松年:“獨秀山前日影斜,幾回惆悵故人家。西華葛帔孤兒淚,猶傍青門學種瓜。”那一年,陳松年在安慶東門外種地數畝,尋求計生。


1956年秋,友人從舊書攤中檢得《安徽俗話報》4冊,持以見示,房秩五翻閱良久,如見故人,寫成兩首《追悼三愛》的絕句,三愛是陳獨秀辦《安徽俗話報》時的筆名,并在詩前用360余字的小序詳細追記了他與陳獨秀的交往與辦報的經過。詩曰:“君是降龍伏虎手,拈花微笑散諸天。蒼茫五十年前事,貝葉重繙益惘然。季子音谷猶彷佛(君子松年言語,笑貌酷似君)諸孫頭角各崢嶸〈松年有子女四,長女瑋,已入北京鋼鐵學院)。藏書樓址依稀認(清末壬寅年,君在安慶演說之藏書樓,今已改觀矣),忍過山陽聽笛聲。”(以上引文見房秩五:《浮渡山房詩存》,第357、390頁。)


陳獨秀(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


1904年,房秩五東渡日本東京學習速成師范時,曾得到在東京的好友潘晉華的幫助。潘晉華(1877 -1921),名世琛,愛國民主人士。1897年留學日本警官學校,1901年與留日學生陳獨秀相識,開展反清斗爭。1906年回到安徽陸軍,任安徽巡警學堂總教習。柏文蔚任皖督時,被安徽省參議會推舉為國會眾議院議員。任職期間,曾參加倒袁運動。1914年,任桐城縣教育局局長兼崇實小學校長,并先后創辦縣立女子小學、乙種農業學校、木崖小學等。1920年,被聘為蕪湖職業學校校長。一年后,辭職回鄉。房秩五因家庭貧困,到日本留學的全部費用僅有桐城中學補助的100元錢。到東京2個月以后,“旅費即罄,君時亦在東京,勸余藉譯書資助,并允代借刻資。余乃譯《教育心理學》一書,君為付印,先后凡三版,除還刻資外,余款足資學費。”房秩五翻譯的日本學者小泉又一所著《教育心理學》一書,是我國教育心理學的拓荒之作。現在國內幾乎所有的教育心理學教材,在講到我國教育心理學的發展史時,都一致認定國內最早出現的教育心理學方面的著作是光緒末年由房宗岳(房秩五,名宗岳)譯日本小泉又一所著《教育心理學》一書。(敬軍主編:《教育公共基礎知識 筆試部分》,電子科技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22頁。)房秩五晚年曾寫詩感懷潘君當年的義舉和譯書一事,詩文道:“江島飄零百感侵,多君惠我刻書金。成連一去知音渺,凄絕人天海上琴。”(房秩五:《浮渡山房詩存》,第3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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