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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教育家與社會活動家房秩五的優良家風(二)

發布日期:2020-06-28 瀏覽次數:87

樂善好施  


樂善好施 ,是房秩五的又一優良家風。“里有義倉”,請房秩五的祖父房朗如公“董理,歷有年所,每年歲入,悉以賑給孤貪,有余則貯積,以備荒歉。”房秩五的父親房喬甫,“接人以和,奉身儉約,有余則以賑人。”房秩五的母親,“賢性仁慈,有談古今良善事者,輒為之廢食以聽,御貧乏有恩,病廢乞丐,靡不盡其力之所能,以相恤。有族媼某氏者,窮迫無依,與孺人比屋居良久,后媼遷他所,而孺人沒,且十余載,每一話及孺人,未嘗不澘焉涕出也。”房秩五的伯父房征甫,樂善好施。清朝咸豐元年到同治三年(1851—1864年)期間,社會動蕩不安,人民流離失所,田地荒蕪,饑寒交迫。桐城縣也是受害的重災區之一,出現了賣兒賣女以求生存的悲慘的情況。


房秩五在《征甫公傳》中寫道:“有某氏者,鬻子女求活,公大慼(同戚),解囊橐金助之,而使留其子女,毋令賣去。”征甫公家中甚為貧困,靠當私塾先生維持全家的生計,終年所得的收入,不足以生活的支出。然而,他對于生活十分困難的宗親、鄉親們,“猶必盡力,以相恤濟,不足則舉債。”他“恤濟”、幫助或者有恩德于他人時,完全出自善心,從來不把自己當成“救世主”,也沒有施舍于人居功自傲的神色,更沒有怨言。1873年,同鄉有位青年參加科舉考試,考取了舉人,官府派人前來通報這一喜訊,根據規定,前來通報者不能公款招待,鄉親們爭先恐后,自愿私人宴請,包括宴請這位舉人。慶賀結束后,各家各戶宴請的費用,全部由征甫公“買單”,其不足的部份,“則鬻產以彌其乏”。征甫公晚年,鄉居九樂,為公益之事,熱心盡力。本鄉崇文洲以南,由于泥沙淤積,“新漲一洲”,界處東鄉、南鄉之間。兩鄉彼此爭執,屢起爭斗,地方精英多畏懼,不敢前往處理。惟獨房征甫公,不辭勞怨,前往調解。其調解方案是:力爭兩個鄉在此之前的最終收益,歸本鄉所有,用作墊付創建學校的經費。在征甫公的努力調解之下,兩個鄉的代表最終都接受了這一方案。另外,在本鄉的王家套(套,左加三點水)與老洲頭,隔江相望,江面風濤險惡,于是房征甫公創設義渡,老百姓過渡船不收錢。又廣置救生船于江中,每逢暴風驟雨,則派船巡邏,拯救翻船溺水者,每年救活的人,不計其數。迄至1905年,“里人歌頌不惙,至刊石于鄉之豐樂書院,以紀其功德”。房秩五樂善好施,總是盡己所能,伸出援助之手,救人于危難之中。例如:1906年,房秩五任桐城學堂學監,主管校務。當時學堂有一名叫光碩士的學生,家境貧寒,“年少才高”,但“與同學不相能,憤而退學”。房秩五甚感惋惜,為不使英才埋沒,慨然“資送湖南明德學堂肄業”。(房秩五:《浮渡山房詩存》,第289-290頁。)



文化啟蒙


文化啟蒙,是房秩五的又一優良家風。房秩五的祖父房朗如針對晚清社會風氣不淳樸敦厚,人心浮薄的弊端,提倡忠孝廉節和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等因果報應之說,進行文化啟蒙。他以《明圣經》《感應篇》為武器,以私塾為課堂,不收分文,不分“無老幼男婦”,“諄諄講解,不肯稍休”,勸人戒惡揚善,以警世之。《明圣經》的核心內容是忠孝廉節。“著忠良,竭力匡衡,孝順無改。廉潔不亂心田,節義臨危不敗。”違背了忠孝廉節,就會遭到報應。


《太上感應篇》是道教經典之一,以“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為綱,宣揚“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因果觀念,進一步指出人要長生多福,必須行善積德,并列舉了26條善行和170條惡行,作為趨善避惡的標準,最后以“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一日有三惡,三年天必降之禍”作結,闡述了天人感應和因果報應之理。《太上感應篇》將道教的善惡觀與民間的世俗生活結合起來,還融進了儒家的三綱五常思想,對后世的道教及市民的社會生活都產生了很大影響。2013年,世界知識出版社和藍天出版社分別出版的《中華傳統蒙學經典  注音版》叢書、《經典品讀書系》叢書均收入《太上感應篇》。有學者認為:“儒之《弟子規》、釋之《佛說十善業道經》和道之《感應篇》,實為傳統文化典范”,是“中華傳統文化的三個根。全部可以在生活中篤行實踐,確是萬古常新,超越時空真理的教育”。(何亞琴:《中華傳統文化的三個根  漢英對照》,世界知識出版社, 2014年,第2頁。)


應當指出:房秩五的祖父房朗如聚眾講學《明圣經》《感應篇》,以我國的傳統文化為武器進行文化啟蒙,受眾也不多。而房秩五以辦白話報的形式以倡導新文化為武器進行文化啟蒙,受眾較多,影響較大。文化啟蒙,是近代中國的仁人志士主張拯救中華民族危機的第三個層面。近代中國,帝國主義國家發動了兩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侵華戰爭,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等,旨在瓜分中國。中華民族在爭取獨立、爭取自由,反對侵略的戰爭中,都以失敗告終。面對“橫流浩浩沉千古,殘日陰陰覆九州”(房秩五:《浮渡山房詩存》,第292頁。)的國內形勢,近代中國的仁人志士為了拯救中華民族的危機,經歷了三個層面的文化變革。第一個層面是物質層面的文化變革,它以學習西方的堅船利炮的洋務運動為中心。第二個層面是制度層面的文化變革,其背景是洋務運動的失敗,其內容是主張學習西方制度的百日維新運動。百日維新運動后,進入到第三個層面的文化變革,它以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為中心。一方面,房秩五受家族文化的影響,另一方面,他襄助桐城派末代宗師吳汝綸創辦桐城中學,受吳汝綸教育救國思想的影響,他與后來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旗手、五四運動的總司令、中國共產黨創始人的陳獨秀一起,積極從事革命活動,并創辦《安徽俗話報》,旨在以白話文喚起民眾的愛國思想和救亡意識,這是全國文化啟蒙的先聲。 



《安徽俗話報》,陳獨秀主編,房秩五任教育欄目編輯。1904年3月在安徽蕪湖科學圖書社出版發行,該報為半月刊,每期40頁。因駐蕪湖英國領事要求中國官廳勒令停辦而停刊,至1905年8月,共發行了22期。房秩五除了編輯《安徽俗話報》的教育欄目外,還寫了《整頓蒙學館的法子》、《蒙學應用各書的說》、《家庭教育》3篇白話文章,總字數達16000余字,分別在《安徽俗話報》第一期和第二期、第四期和第五期、第六至第十三期和第十五期上連續發表。他以教育救國為宗旨,以倡導新文化為武器,闡述了教育救國要從家庭教育、蒙學教育做起。何謂家庭教育?房秩五說:“從一兩歲到那五六歲的時候,朝暮出入,飲食起居,都離不掉家庭以內。這個時候,教育全在父母身上,所以叫做家庭教育。”房秩五強調:家庭教育是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的根基。“譬如造屋,墻腳必打造穩穩的,那屋方能夠堅固。譬如種樹,根底必培植深深的,那樹才能夠發生。”“‘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蓋小時教得好,后來就是好;小時教得不好,后時就難得好。”房秩五還從兒童的智力特征、心理特征、行為特征等幾個方面闡述了家庭教育的可能性。房秩五還將家庭教育分為體育、德育、智育和女子教育4個方面。他說:“我今把那家庭教育,分做四章:第一章,說體育;第二章,說德育;第三章,說智育;第四章,說女子教育。前三章,專講那教育子女的法子。后一章,則把那經理家政一切的事,都包在中間。”(以上引文均見 房秩五:《家庭教育》,《安徽俗話報》,第6期。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影印本,下同。)


房秩五將“女子教育”另辟一章,是因為已經頒布施行了2年多的《癸卯學制》明顯地將女子教育排除在學制系統之外,而他把它落實在家庭教育的范圍之內,可見重視女子教育,主張男女教育平等的思想躍然紙上。房秩五還強調父母特別是母親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地位。他說:“男子經理外事,在家庭的時候不多,那小孩子終日依依,無非是在那母親膝下。既常在母親膝下,那母親的教訓,必比那父親的教訓易入些,那母親的責任,也就比那父親的責任更重些。所以那外國和女子,沒有一個不進學校,就沒有一箇不曉得那教育的方法”。(房秩五:《家庭教育》,《安徽俗話報》,第6期,第26頁。)從《安徽俗話報》上發表的文章來看,他僅發表體育、德育這兩章,智育這一章,未見發表。關于女子教育,在第廿期發表了“第一章概論”、第廿一廿二期合刊上發表“第二章照料家務”這兩章,作者是鐵仁。因《安徽俗話報》不久被迫停刊,鐵仁關于“女子教育”的文章沒有完全刊發,故其理論本身亦不完整。另外,鐵仁似乎不是房秩五,但是,房秩五是教育欄目的主編,既然能將此文刊發,可視為贊同作者的觀點的,但此文從略。體育,是房秩五論《家庭教育》的第一章,分為四節。第一節身體,分為頭腦、眼睛、牙齒、骨骼和皮膚五個部分。(以上引文見房秩五:《家庭教育》,《安徽俗話報》,第7期。)


第二節 飲食,分為哺乳、牛乳、谷食、肉類、果餌、煙酒和食法7個方面。前6個方面是飲食的種類,最后一個方面是正確的飲食方法。(房秩五:《家庭教育》,《安徽俗話報》,第9期。)第三節 衣服,分為衣料、服色、服制、少穿、洗濯、鞋履、寢具七個方面。第四節 起居。分為是睡眠、早起、住室、運動四個方面。房秩五說:兒童的臥室必須是一個“清凈處所”,“須受日光”,“須通空氣”。父母還要讓他們養成“早睡早起”的好習慣,最好是能“午休一刻”。至于運動,他認為:不常運動的兒童,“久之那筋骨自然弛懈,精神自然渙散了”。他強調兒童要多在“野外游玩,吸收些新鮮空氣”。飯后,不可過量運動,也不可靜坐室中,“總以散步階庭,作合宜的游戲為妙。”如:春天游花園、放風箏,夏天泅水、捉蟬,秋天打球,冬天捉迷藏等。所有這些運動項目“都于小兒精神身體有絕大關系的”。(房秩五:《家庭教育》,《安徽俗話報》,第12期。)德育,是房秩五論《家庭教育》的第二章,分為三節。第一節 兒童的好性質,包括“共同性”、“真實性”、“慈善性”、“自愛性”和“競爭性”。第二節 兒童的壞性質,包括“依賴性”、“破壞性”、“執傲性”、“忿怒性”和“妒忌性”。第三節 兒童可好可壞的性質,分別是模仿性和輕信性。以上三節,是在著重論述人性問題的基礎上,簡要介紹兒童道德教育的主要內容和方法。關于人性論,古代中國人的觀點是多元化的:既有孟子的“性善論”,也有荀子的“性惡論”,甚至還有告子的“性不善不惡論”等。房秩五并沒有囿于某一家一派的人性觀,將人性劃分為“好的性質” 即為善的、“壞的性質”即為惡的、“可好可壞的性質”即為亦善亦惡或者說是不惡不善的三類,具有一定的理論深度,折射出較為豐富的生活經驗和心理學素養。 基于“開通民智、救亡圖存”的教育宗旨,房秩五將蒙學教育擺在學校教育的首要地位。他說:“近來有識見的人,大半以學堂的多少,定他國家的強弱。學堂辦得多的,那國家必定是強。學堂辦得少的,那國家必定是弱。蒙學又是學堂中第一要緊的”,(房秩五:《整頓蒙學館的法子》,《安徽俗話報》第1期。)因為兒童是國家的未來。他說:“世間小孩子,勿論貧和富,都是我國家一個國民。若有一個小時先生教得不好,就坑害了一個國民。”(房秩五:《整頓蒙學館的法子》,《安徽俗話報》第2期。)


他還把中外學齡兒童的學識做了一番比較:國外的兒童懂得許多諸如天文、地理、政治、社會、教育等“普通的學問”,而中國的兒童只“學些無用的時文試帖”,將來無法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藉此強調國人只有重視蒙學教育的發展,才能期待國民教育的發達,最終迎來國家的強盛。房秩五還從教育方針、教學管理、教學內容、教材教法,對中國的舊蒙學所有核心要素展開了全面的批判后,提出了蒙學教育革新的新路徑:第一,“蒙學的管理要整齊”,要講究教學的樣式,講究教室的布置。第二,“課本的程度要相當”。要改革中國傳統的蒙學課本只有《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的局面,要學習國文、歷史、地理、物理、算學、衛生6科,要圖文并茂,夾敘夾議,淺顯易懂。第三,“教授的法子要活潑”。教師應針對不同的學科內容采取不同的講解方式,還要運用肢體語言。學生的日常學習應勞逸結合,張弛有度。第四,“教師的性情要平和”。教師要有“熱心”和“耐心”。教師要從心底熱愛教育事業,要“把造就國民四字放在心里,這才算是有熱心”。對“聰敏的”“頑挫的”小孩,一視同仁,“循循善誘”,“啟發他的靈性”,“過于急迫,生他畏懼的念頭,便是窒他的思路了。”(房秩五:《整頓蒙學館的法子》,《安徽俗話報》第1期、第2期。)房秩五和陳獨秀創辦《安徽俗話報》,這是中國辛亥革命前安徽省出版的第一家革命刊物;也是當時在國內有重要影響的白話報刊之一。“風行一時,幾與當時馳名全國之杭州白話報相埒”。(房秩五:《浮渡山房詩存》,第389頁。)


“這報的主義,是要用頂淺俗的話說,告訴我們安徽人,教大家好通達學問,明白時事,并不是說些無味的白話”,(陳獨秀:《陳獨秀散文》,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 2013年,第3頁。)而是擴大受眾,這是新文化運動的先聲。房秩五任《安徽俗話報》教育欄目的責任編輯,他不僅編輯教育救國類的文章,而且親自動筆,用白話文的文體,寫成的上述文章在《安徽俗話報》上發表,倡導新文化,進行文化啟蒙,達到“開通民智、救亡圖存”的目的。在房秩五的心目中,兒童是祖國未來的國民,他把兒童的家庭教育、蒙學教育、學校教育,上升到振興中華的高度,主張教育救國要從兒童抓起,具有戰略意義。遺憾的是:由于《安徽俗話報》被當局勒令停刊,我們無法讀到房秩五的更多的文章,但有一點是很清楚的,這就是他的教育救國、文化啟蒙的思想來源,除了中國傳統儒家思想文化的熏陶、清末民初教育救國思潮的沖擊、西方實用主義教育思想的影響以外,還有家風對他的影響。 房秩五強調優良家風的重要性。他說:“做父母的一言一笑,一舉一動,都要老成莊重,留個好好的樣子,給小孩子學習。若是家庭的風范,既然不正,還想有個佳子弟,這不是很難的事情么?” (房秩五:《家庭教育》,《安徽俗話報》,第15期。)為人父母者要營造一個良好的“家庭風范”,讓孩子目之所及、耳之所聞都是一些優美的德行和習慣,長此以往,孩子們自然彬彬有禮、進退有度,成為一個“佳子弟”了。房秩五還回憶了他的祖父房朗如先生對他的鐘愛:“祖父于諸孫中獨鐘愛宗岳(房秩五,名宗岳),幼時侍讀,輒諄諄以大器相期。”“寫詩數章示宗岳”,“詩中所言,皆汝祖未竟之志也,汝其誌之已”。又說:“余自幼及冠,均受庭訓”。他在《丁丑六十初度登雙瞻閣感賦》一詩中,較為詳細地回憶了兒時從父受教的情形。“五歲侍父讀,依依辨四聲。跳蹲隨襆被,拜辭阿母行。阿母時念兒,遣使往復迎。父曰兒不學,將貽姑息名。母曰兒尚稚,督責無過程。嚴慈各有本,時復為兒爭。哀哀目前事,此景復此情。稍長習文史,出語長老驚。睥睨諸童兒,頭角獨崢嶸。自謂拾青紫,氣可一世橫。里儒或面諛,阿父輙目瞪。愿兒愚且魯,寧在到公卿。器識與文藝,士宜審重輕。任重而道遠,所恃毅與弘。先民有遺訓,此理胡不明?退省阿父言,此意良怦怦。趨庭十五載,甫冠即長征。”(房秩五:《浮渡山房詩存》,第322、327-328頁。)


從這一首詩中,我們能夠看出,房秩五家學淵源深厚,是他父親的教導,使他明白了“先器識,后文藝”即先做人后成才的道理。也使他明白了一個人要有遠大抱負,要以堅強意志為之奮斗終身。還有一個例證,即房秩五的兒子房師亮對家風的傳承。房師亮從14歲起離開家鄉,來到天津的父親身邊,進入天津德華中學接受新式教育,從小受其父親的影響比較大,耳濡目染,房秩五的某些觀念和思想自然會在其人生的軌跡中有所顯現甚至可能左右著他人生的方向。房師亮,20世紀20年代曾兩度留學德國,獲威茨堡大學醫學博士學位,回國后從醫,到擔任同濟大學醫科教授,到擔任浮山中學教師,房師亮退休前的職務與其父親一樣,也是安徽省政協副主席,衛生廳副廳長。這也是房秩五的優良家風得到傳承的成功范例。


潛心辦學


房秩五創辦學校教育的思想來源是多方面的,其中一點與其家風的傳承不無關系。房秩五撰寫的《先祖朗如公傳》中,記載了他祖父房朗如公經常說的話:“圣賢誠正之學,可以語上智,不可以語下愚,而造物生材又中人以下者多,中人以上者少,吾之所言,雖或不協于大道,然使世人聞而知懼,或亦補圣教之一端也。” 這句話的意思是:按照孔圣人和諸多賢人的學說,“中等水平以上的人,可以告訴他高深學問;中等水平以下的人,不可以告訴他高深學問”。且“中等水平之上的人”和“中等水平之下的人”,當然不包括“中等水平的人”在內。而人類的生息繁洐,“中等水平之上的人”最少,“中等水平的人”和“中等水平之下的人”最多,所以要改變教育方法,用通俗易懂的語言講授高深學問和做人的道理,面向人數最多的普通老百姓。房秩五的祖父說的這些話,雖然與傳統的圣教不一致,但是可以使普通的老百姓知道自己有受教育的權力,有警世的作用,也可以彌補圣教的不足。這是房秩五心目中的他祖父房朗如公的教育應面向大眾的思想,也是其理論創新。房秩五不但傳承了這一思想,而且有所超載,這就是潛心創辦新式學校,育才強國。     1924年,房秩五48歲,即將步入“知天命”之年的他結束了12年的無聊政治生活,決心啟迪民智,“思以教育植國為本”,振興國家,擇址浮山,建校辦學。


8月24日,房秩五邀請白湖、石山、壽龍山、柳子寺四大保紳士與當地吳、胡、李、疏等大族族長在浮山華嚴寺聚會,講述捐款辦學培養人才的主張,并捐1000元大洋。與會者為房秩五熱心家鄉教育的赤忱所感動,立即響應,共計捐款6000余元。12月,桐城縣教育局撥款資助400元。桐城中學贊助100元。依房秩五的計劃,依托浮山舊華嚴寺興建學校,開工時遭到吳姓農民聚眾阻止,說吳姓是浮山的山主,華嚴寺是吳家的地皮。房秩五請來吳姓族長吳正卿,并備辦酒席招待吳氏子丁。吳正卿本屬開明,與房秩五私交甚厚,他對吳姓族人說:“房秩老辦學校為了鄉里造福,是善舉。他看準的地皮,早晚都是他的,不給行嗎?不如做個順手人情,寫個‘送帖’送給他好了!”酒席上,吳正卿又宣布:“今天的酒席,算是我們吳家請房秩老諸位的,不勞各位破費了。”當年,做成平房50余間。1925年初,房秩五聘請當地頗有影響的紳士房堃甫任校長,招收初等小學新生11人,高等小學新生31人。2月,正式開學,名曰“浮山小學”。(一說“浮山圖書館附屬小學”,徐承倫:《安徽近現代歷史與人物論集》,安徽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467頁。)開設的課程有:國文、國語、算術、常識、珠算、工藝、象形、書法、音樂、體操等。夏季,房秩五又到上海、南京、天津、北京等地募款,共得13000余元,于1927年建成浮山圖書館西式樓房一座(即中大樓),陸續購置圖書萬余冊。此樓堅固美觀,至今尚存。9月招生初等小學、高等小學新生各一班。至此,小學部初具規模。1926年,房秩五又四處募捐,增筑校舍40余間。1927年秋,浮山小學第一屆學生29人畢業。1928年2月,“浮山小學”接辦了李光炯先生創建的宏實學校的初中一個班,遂改名為“安徽省浮山公學”。4月,遵照大學院令,私立中學必須成立校董會。房秩五對校董會的人員組成提出三項要求:“一、聲望高,有學識;二、熱心教育,有辦學經驗;三、思想進步,作風正派。”(方兆本主編:《安徽文史資料全書》安慶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14頁。)根據這一原則,由捐款人共同推選了房秩五、李光炯、光明甫、朱蘊山、周新民等七位董事,推舉房為董事長,負責監管學校一切教學和管理事務。聘任學識淵博、辦學經驗豐富的朱柏建先生為校長。校董會確定以“啟發民智、振興國本、發展鄉村教育”為辦學宗旨。9月,招收初中新生一個班,初中部正式成立。經過建設和發展,“全校共有六個班:初小四年級一個班,高小一二年級各一個班,初中一、二、三年級各一個班。”(《樅陽文史資料》第1輯,1986年,第43頁。)


1929年10月,學校改名為安徽私立浮山中學(以下簡稱浮山中學)。此后,又經過數年的發展和建設,浮山中學的辦學規模幾與由先師吳汝綸創辦的桐城中學相匹敵,在當地引起極大的轟動,名噪一時。(浮山中學校史編寫組于1994年編:《浮中七十年(1924-1994)》,第13-15頁。)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房秩五羈困天津。1941年5月又困寓上海。到上海以后,得家書,知浮山中學于5月28日遭6架日機轟炸,“校舍成墟,傷感無既”,遂賦七絕三首,其中一首曰:“巢覆應知卵作塵,斜陽故壘不成春。舊時辛苦銜泥意,王謝堂前剩幾人。”(房秩五:《浮渡山房詩存》,第340頁。)


為了復興浮山中學,房秩五一方面函告浮山中學校長史磊冰和各位校董,切實計劃,恢復原狀;另一面印刷捐啟,廣為勸募,結果收到在香港做賑濟工作的許世英撥助救濟費2萬元,又得到各處私人捐款2萬元,輾轉送到浮山中學,重建校園。到1943年夏間,浮山中學又恢復到戰前面貌。1944年,房秩五由上海回到浮山,同年夏,在外地和浮山附近地區共募得田租2500余擔稻谷,足供高中部常年經費。1945年正月,浮山中學呈報桐城縣國民政府增設高中部,7月,縣長具文上報省教育廳,該廳竟以私立學校不能辦高中為由,不予批準,后經房秩五多次交涉方獲批準。1946年秋,高一新生招了65人,開學上課,浮山中學成為完中,校名改為“安徽省桐城縣私立浮山中學”。房秩五說:“我在浮山辦學,本以從小學辦至完全中學為目的,浮山也沒有再進一步辦理任何學校的條件。”浮山中學由小學、初中到高中,歷時23年,創辦人房秩五的辦學夙愿終于得以實現。1947年冬,浮中周圍環境惡劣,地方武裝橫行,土匪為患,房秩五主持召開董事會,決定下期將學校遷入桐城縣城內。時房秩五全家移居安慶“亦浮廬”,雙瞻閣故居委托廚師楊漢健代為看護,解放后捐作“浮山烈士紀念館”,館內曾藏有烈士照片和血衣等文物。1948年2月,根據房秩五的意見,浮山中學遷至桐城縣城。1949年正月初七,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桐城縣城,2月,經人民政府文教科同意,浮山中學遷回原址,按期開學。8月,經皖北行署批準,浮山中學改為公辦。至此,房秩五結束了持續20余年的辦學生涯。方孝遠說:房秩五“為農村學子奠百年大計,真有杜少陵‘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之懷抱,事非親見,誰能知之!”(房秩五:《浮渡山房詩存》,第285頁。)有學者認為:房秩五的一生“熱衷教育,以教育為志業”。(王恒:《房秩五教育思想研究》碩士學位論文,安徽師范大學,2012年,第60頁。)


這樣的評價,作者是贊成的。以教育為志業,就意味著“教育家的生命與教育融為一體,意味著他們不是把教育當作職業,而是將其作為一種為之奮斗的志業。這種志業表現了教育家品格與生活的統一、道德追求與工作的統一、生活意義與事業的統一。以教育為志業,意味著教育家把教育看作自己生命的價值所在、生活幸福的根本實踐。”(孫孔懿:《眾論教育家》,江蘇鳳凰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62頁。)“房秩五做到了這一點。”(王恒:《房秩五教育思想研究》碩士學位論文,安徽師范大學,2012年,第61頁。)


育才強國


為了實現育才強國的辦學目標,房秩五把自己的生命與教育融為一體。他生活在中華民族多災多難并走向浴火重生的時代,他的一生都致力于民主革命和建設事業,面對時代的變遷,他弘揚時代的主旋律,同情中國共產黨,支持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認定共產黨是當時中國最先進的政治組織。因此,在辦學之初,他負責聘請了一大批共產黨員擔任學校的教員,他們不僅是學校的中堅,而且不少人成為新中國的建立和建設貢獻了力量。例如黃鎮、鄭曰仁、房師亮、吳克正、任銳等。黃鎮(1909-1989), 1909年1月8日出生于安徽省桐城縣雙井邊村(今屬樅陽縣)一戶農民家庭。1925年考入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思想追求進步,參加學生愛國運動。后入上海新華藝術大學學習繪畫。他受聘擔任學校的美術教員,負責全校的美術教學。在任期間,積極支持進步學生運動,通過各種方式宣傳革命思想和黨的主張。解放后,黃鎮曾任外交部副部長和文化部部長,還曾是中共中央委員、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務委員、全國人大代表,是我黨我軍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優秀領導。作為浮山中學的校友,他一直關心著學校的發展。在北京會見家鄉人,總要詳細詢問浮山中學的情況,一來到安徽,總想回浮山中學看看。


黃鎮(1909~1989),安徽省樅陽縣人。杰出的外交家,著名的"將軍大使"


鄭曰仁(1901~1984),名舉之,安徽省廬江縣七橋鄉鄭灣村人。1926年,他受聘擔任浮山小學的國文、常識教員時,會同進步教職工購買進步書刊,積極籌辦浮山圖書館,向師生傳播進步思想。1928年2月,經吳克正等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在吳克正、鄭曰仁等的努力下和房軼五的支持下,此后一個期間,浮山中學地下黨組織活動十分活躍,該校教職員中有1/3的人是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張鵬主編:《巢湖中共黨史人物傳》第1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第246頁。)


1929年,吳克正奉命離開浮山中學后,鄭曰仁擔任浮山中學黨支部書記。二年余,先后吸收浮校學生陳石奇、黃桂之(黃斌,黃鎮的弟弟)、王靖江、吳問聞(冠軍)、吳大章(海若)、吳培炎、吳中瑞、周鼎新、房土毅、房云毅等140余人,先成立黨團支部。(《安徽文史資料》第30輯,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57頁。)建國后,鄭曰仁曾任中共皖北區黨委副秘書長、中共安徽省直屬機關委員會副書記、安徽省人事廳副廳長、中共安徽省委統戰部副部長、安徽省政協第三屆和第四屆常委等職。


鄭曰仁(1901~1984)


房師亮(1903-1984) ,房秩五之子。早年入上海同濟大學醫科學習。1922年與朱德、孫炳文、章伯鈞等赴德國留學,1923年由朱、孫兩人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25年赴莫斯科參加軍訓。次年回國后在北伐軍獨立工兵團任指導員。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隱居上海, 后在父親的安排下,亦轉移至浮山中學任教,并兼任總務主任。1928年,房秩五又在浮山中學東北建成了“雙瞻閣”。是年,房師亮與鮑訓經結婚,臘月入新居雙瞻閣。1929年再赴德國留學, 經過8年學習,獲醫學博士學位。1937年5月回國,歷任廣州軍醫分校解剖學副教官、南京軍政部學員隊教官、昆明昆華醫院小兒科主治醫師、同濟大學醫學院兒科副教授、教授。此間與中共黨組織保持聯系,被國民黨當局解聘。嗣后自辦診所行醫。1949年后,任西南區川南醫士學校(2015年更名為西南醫科大學)校長、川南行署衛生廳副廳長,1953年調回合肥,歷任安徽省衛生廳副廳長、安徽省第五屆政協副主席、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房師亮(1903-1984)  


1952年,房師亮校長與教職工在三道拐臨時辦公地合影


吳克正(1906-1930),畢業于蘇州體育專科學校,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原桐城縣黨組織的創建人和領導人之一。同年11月,他回到故鄉樅陽,受聘擔任浮山小學體育教員。吳克正以體育教員的公開身份在師生中開展革命活動,秘密發展黨員,1928年夏,建立了中國共產黨浮山公學支部,吳克正被選為書記。此時期學校的黨組織十分堅強、活躍,計有黨員20余人。1936年,吳克正在桐城縣歐家嶺武裝暴動中犧牲,年僅24歲。除了聘任中國共產黨擔任學校教師以外,房秩五多次掩護并支持共產黨員從事革命活動,學校成為革命活動的中心。第一次國共合作全面破裂后,大批共產黨人被殺,許多在上海、武漢、安慶等地的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秘密地轉移到浮山隱藏,繼續從事革命活動。當時,中共中央巡事員、中共安徽省臨委代書記王步文曾化名朱華到浮山,舉辦農民運動講習所,培訓農運骨干,領導桐城、廬江、舒城一帶農民運動,一年多的時間里,幾乎都住在校董事室。


王步文(1898~1931)


建國后當上國務院副總理的柯慶施、當上全國政協副主席的朱蘊山,也是浮山公(中)學的常客。共產黨員葛文宗、童漢璋、章逐明、陳雪吾、周新民等都以浮山公學為活動中心,從事地下革命活動。中共黨員孫炳文在上海遇難后,受周恩來、朱德之托,孫炳文烈士遺孀任銳,攜子女4人(寧世、濟世、維世、名世)來浮中避居2年多。任銳,曾就讀于京師女子師范學校,房秩五先是安排其在浮山公學圖書館做管理員工作。兩年后,擔任初小班常識課的教員,她的幾個孩子也相繼就讀于該校。當時就讀浮山公學初小班的王赤生對任銳教學情況曾有一段回憶材料,他說:“任老師態度端莊和藹,語言輕柔清晰,講述生動,引人入勝。常識課本的內容,包括自然科學和歷史、地理等普通知識,任老師搜集許多畫片、圖表,對照課文,指導我們學習。學期中,她還用油印印發三次補充教材——《二?七大罷工》、《三?一八慘案》和《五?卅慘案》。那一次,任老師講述“三?一八”慘案,激昂慷慨,聲淚俱下。我們全課堂四十對小眼睛,同時滾動著淚珠。最后,她拿起粉筆,在黑板上疾書兩行大字:‘劉和珍、楊德祥的精神永遠不死,我們一定要同一切殺人的軍閥算賬!’由于任老師教學認真,我們學習成績都是優秀。常識課經過三次月考、一次期考,沒有一人在八十分以下。每次月考評分后,任老師都用自己薪金,買《兒童世界》、練習本和鉛筆等作獎品,獎給成績最佳的前五名。她一再鼓勵我們說:‘學習象爬山,最勇敢最努力的,就帶頭爬上了飛來石!’(浮山之巔有一大石,叫飛來石)。”(《樅陽文史資料》第1輯,政協樅陽縣文史資料委員會, 1986年,第43頁。)孫炳文的幼女孫新世曾說:“感謝浮山人民,感謝浮山中學和房秩五老先生。當時,國民黨要斬草除根,我的家人無人敢收留,沒有房老先生,就沒有我一家人。”1968年5月,周恩來在京西賓館接見曾在浮山中學讀書、時任第二十集團軍第二十七軍副軍長朱鐵谷時,曾說過這樣一段話:“浮山中學不同于一般學校,它是當時那個地區(指今樅陽、桐城、廬江、舒城等地一帶)革命活動的中心。”房秩五旗幟鮮明地站在革命者和進步人士一邊,以其特殊的地位和聲望,保護黨組織的安全,支持浮山公學師生“篤信共產主義”,開展革命斗爭,參加附近地區的武裝暴動,使浮山公學成為黨的聯絡站、交通站和安徽省的一塊革命根據地,在中國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浮山公(中)學師生在黨的領導下,追求真理,追求光明,一大批學子投身革命隊伍,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以上引文均見 疏利民:《樅陽歷史名人傳略》,合肥: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130-13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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